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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4444446563721px]但令人饱我愁无一蓑烟雨任凭生——从苏轼词中看苏轼的人生态度1411739460.jpg(26.61KB,下载次数:3)下载附件保存到相册2015-9-1912:09上传在中国历史上，苏轼是一位魅力四射的文化人物，他的富于戏剧性的特殊的人生际遇是一幅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缩影。面对人生中的不幸和严峻的挑战，面对一幕幕的人生忧患，他以其独特的睿智和豪放、通达的人生理念一一化解，并在其文学创作中升华至审美的境界。在他那丰富、传奇的人生经历中，苏轼以他那“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给后人树立了一座生命征途上的永久的丰碑。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士中一位魅力四射的文化人物,他文思敏捷，多才多艺，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就文学来说，散文方面，他与北宋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并称“欧苏”，与其父苏询、其弟苏辙合称“三苏”，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诗歌方面，一生创作2600多首，与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作方面，他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不仅突破了传统词作的题材限制，扩大了词境，而且创造性的以诗为词，促进了词的变革，开创了豪放一派的先河，与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并称“苏辛”。在艺术上，书法方面，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又擅长绘画，尤工水墨，以墨竹开文人之先河。后人称颂他是“诗、词、文、书法、绘画”五绝。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天才人物，却是仕途不畅，屡遭横祸，人生经历充满坎坷，饱尝艰辛。有人说:“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在位期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间做官，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谪的。”①纵观苏轼一生，从小深受儒家经世济世的熏陶和良好的家庭教养。在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和其弟苏辙随父亲入京赶考，次年兄弟二人双双中进士，且名列前茅，一时轰动天下，“苏氏文章随擅天下”。顺利的名动京师及进入仕途，使年轻气盛的苏轼充满了在官场一展宏图，流芳百世的积极的人生理想。孰料正是他那心比天高的抱负及刚正不阿的性格，致使他与当时的官场生活格格不入，开始了自己仕途漂浮不定的一生。但是，政治失意、人生困迫的苏轼，并没有消极颓废、失魂落魄。他以手中之笔，抒胸中浩然之气，积极乐观的探索和追求着崇高的人生境界，通变达观，参透人生祸福。本文试从苏轼的词作中去探寻他面对仕途的失意、乖舛的人生时所表现出来的宠辱不惊、超脱坦然、豪放旷达的人生态度。一．“致君尧舜”、“奋厉有当世志”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苏轼出生于文学世家，家风历来诗书传承。苏轼少时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经世济用思想的熏陶，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代统治者都竭力倡导儒家学说。虽然苏轼8岁在乡塾从天庆观道士张易简求学，少时也读过道家和佛学等方面的书籍，但他早年主要是为应举而读书，深受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信仰的影响。从家庭教育来说，其父苏洵教导二子读书“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苏洵还说：“吾尝有志兹世，今老矣，二子尚成吾志乎？”苏轼的母亲程夫人也是一个颇有文化修养的贤妻良母。在苏洵游学四方时，她就成了苏轼兄弟的家庭教师，对他们亲授以书，并常以古人名节励志。苏轼10岁时，程夫人给他讲《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因党锢之祸为宦官所杀。临刑前，范滂与母亲诀别，要母亲割不舍之恩，不要过分悲伤。范母很坚强，安慰儿子说：“既有今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苏轼从旁问母亲道：“我如果成了范滂，母亲赞许吗？”程夫人答道：“你能作范滂，难道我就不能作范滂的母亲吗？”苏轼深受感动。范滂有“澄清天下之志”，苏轼从小也“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一）致君尧舜尊君报国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作中，较早的以词抒己志者，是熙宁七年（1074年）由杭州移知密州途中所作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离锦，朝露团圆。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这首词是一封家书，也是一篇直抒政治抱负的议论文。作该词时，苏轼年三十九岁，年华正盛。“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作者心中的神宗皇帝就是古之尧舜，“致君”意何在？“此事”言何事？再看词中“劳生有限”、“笔头千字，胸中万卷”不难看出，苏轼希望趁年盛之时，将满腹才学，报效赵宋王朝。苏轼的这种积极入世的心态虽外放、转徙却不曾消减。苏轼作于密州的另一词《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开宋代豪放词先河的一首名作，全词洋溢着浓烈的报国之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写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当时作者任密州知州。十月，苏轼祭常山归来，与同僚会猎于铁沟，乘兴写下这首勃发着爱国豪情的壮词。词人摘掉乌纱、戴上锦帽，左手牵着猎狗，右臂擎着苍鹰，由文质彬彬的太守，一变而为雄姿勃勃的武士。跟随太守而来的骑士布满了山冈，为了答谢全体军民随太守出城围观打猎，词人心想：今天我要像孙权那样，亲自射杀一只猛虎。苏轼是震烁文坛的大文豪，这是人所共知的，而听说他率领州府的文官武将到郊外射猎，感到非常新奇，所以倾城出动，观者如潮。词的下片抒写自己猎罢开怀畅饮，满腔爱国激情。虽然鬓角已有几许白发，但自己少年壮志犹在，丝毫不会妨碍为国家建功立业。还希望朝廷能把卫国守边的重任交给他呢！词的后三句直抒胸臆，表明了杀敌报国的题旨：我要把弓拉得如满月一样，射向那残暴贪婪的“天狼星”。当时西北边境辽和西夏不断犯边，对北宋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就在此词写作之前不久，辽主又向宋王朝提出割地数百里的无理要求。词中以天狼星比喻贪得无厌的侵略者，并且抒写了击败敌人的豪情壮志。（二）忧国爱民身怀抱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屈原以来皆“哀民生之多艰”，不管自己境遇如何，总是常怀忧国爱民之心。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的那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或许就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活于世的动力，也可以说是对于苦难特殊魅力的注解。虽然外放、贬谪的仕宦生活是痛苦而无奈的，但苏轼从不消极无为。不管他是手握实权的一方太守，还是被监管的戴罪之身，他都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竭尽所能的“济世”、“救世”，决不消极无为，平庸度日。初入仕途时，苏轼便改革了“衙前”弊政。通判杭州，他治旱捕蝗，疏浚六井。抵达密州，他调查蝗情，指挥灭蝗战役。在河中府任所，他身披蓑衣、脚穿草鞋、住在城楼上，亲自指挥并参与抗洪抢险的战斗。“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外放为官的经历使苏轼能够接近老百姓，更多的体验和感受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所以作于这一时期的词作不再仅仅抒写个人感慨，或局限于应和之作、风月之辞，而是呈现出一种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描写民间疾苦、民俗风情的作品，这在以前的词作者中是非常少见的。元丰元年（1078年）春大旱，时任徐州的苏轼曾到城东一石潭祷雨，后来旱象缓和。初夏，他又到石潭去谢雨，沿途所见已是一派丰收的景象。作者眼中看到了“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及“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的祥和、静谧、丰收的农村景象（组诗《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同时，优美的田园风光、清新的自然景物，自然而然使苏轼在内心获得了某中解脱。心灵得到了慰藉，不觉在内心深处萌生了“何时收拾耦耕身”的念头。此时融于农村美好的田园生活中，苏轼感到“使君原是此中人”，希望在内心深处达到与自然的完全融合，从自然中求得片刻的归去。徐州的农村风光与乡村情趣，让苏轼在离开徐州至湖州赴任时，不忍离别，其词《江城子·别徐州》云：“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字里行间寄予了无限眷恋之情。在苏轼所作的有关农村题材的词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元丰四年（1081年）谪居黄州时所作的一组《浣溪沙》其五：万倾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尊前呵手镊霜须。《唐宋词鉴赏集》云：“这首词抒发了作者关心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表现了内心深处的忧虑。”“但令人饱我愁无”这短短的一句话，却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它表现出苏轼对人民不仅仅是同情关心，甚至是愿意为人民承担苦难、却不管个人困苦的高尚精神。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两者所表现出的关爱民生疾苦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心系天下百姓的爱国志士。或许可以这么说，也许正是外放、贬谪的仕宦生涯，苏轼才得以走出京师，将高远的报国入世理想与忧民生、怜苍生的感谓结合起来。也许正因如此，“?词为艳科?的观念才有了改变，词的内涵才更丰富，风格才更多样化。”（《宋词选》胡云翼选注）二．政治生涯风云多变，人生命运坎坷艰辛，萌生“出世”的人生态度苏轼一生天纵奇才，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儒家思想促其积极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衰弱的国势，使苏轼“奋力有当世志”，积极参与建议朝廷的各种政事。然而，朝廷的不容异己、不同党派的互相倾轧又使苏轼敏锐地感受到仕宦的风险，自身的不安，向往及早归去，渴望在思乡归隐中排遣内心的苦闷。（一）功成身退转成空人生如梦去何处作于杭州任期的《蝶恋花·京口得乡书》：“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卜算子》：“蜀客到江南，常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醉落魄·席上呈杨元素》：“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等等。这一时期的词作都隐隐透露出归乡的情怀。家乡，自古以来就是身在异乡的文人骚客漂泊、困顿之后，寻觅慰藉的心灵港湾。这种思乡的情结也充盈、激荡着苏轼的内心，成为其仕途乖舛的归隐寄托。且此时期严子陵、范蠡等功成身退的历史人物，是苏轼最为仰慕、最为倾心的人物。在《行香子·过七里滩》中：“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虚名。”以严子陵自比，抒发君臣一梦，不得重用的苦恼。《菩萨蛮》：“莫便向姑苏，扁舟下五湖”；《减字木兰花》：“一舸姑苏，便逐鸱夷去得无”，流露出渴望能够像范蠡那样，在功成之后再作五湖之游的畅想。仕杭时的归乡之隐是以“功成”为前提的“身退”，在其内心深处积极入世、佐邦安国的政治志向，仍是其渴慕追求的人生理想。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坎坷经历、以及政治生涯的失意，很快就打破了苏轼希望功成身退的美好愿望，他越来越多的感受到孤独、苦闷，年华逝去、人生际遇不佳等种种感触时时袭上心头，原来那种“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的积极入世、报效朝廷的人生理想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他的词作中出现了“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生活中“游于物外物”则“无所而不乐”（《超然台记》）的态度，这些都与老庄的“出世”的思想吻合。他在《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中无奈的倾诉“苦含情，遣谁听”即是内心孤独的写照；“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西江月·黄州中秋》）、“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永遇乐》）“笑劳生一梦”（《醉蓬莱》）等词中无不流露出一种世事飘渺、人生虚幻无常的悲观、迷惑的情绪来。苏轼的逆境人生，倔强的个性，使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新党执政，他坦言己见，反对激进改革，被动卷入朝廷高层冲突。主动要求外放，就这样也不能使他幸免被冲击的命运，遭人诬陷，卷入“乌台诗案”，差点被杀，后被贬黄州；当司马光等主政尽弃新法时，刚回京的苏轼又与之发生分歧而再次遭贬。刚褊的个性使他无论新旧两党均难容他，加之一生中受到不停的诬陷打击。残酷的现实，倔强的个性，追求旷逸随缘自适的心灵境界，这一切都无法在现实中求得。疏朗旷逸、个性独特的苏轼面对现实的苦闷无奈，使得他渴慕隐逸羽化，寄情于诗酒的词作中不由自主的流露出“出世”的思想。如《望江南·超然台作》中“诗酒趁年华”流露出超然物外、忘却烦恼、及时行乐的消极遁世思想。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的《临江仙·夜归临皋》词云：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当时身为罪人身份的苏轼在政治上基本上没有发展的空间，因而只能将满腔的不平、愤怨及心底深处那念念不忘的报国热忱默默的压在心里，纵情于诗酒。本词的上片写酒后夜归，写出更阑人静、江声不息的夜境中决然独处、遗世独立的醉人形象，笔法简练而富于表现力。虽是写景和事，却已为下片的抒发感慨造足了气氛，铺垫了基础。下片的“长恨此生非吾有”表达了词人当时真实的处境：词人此时是以“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的戴罪之身贬在黄州，动静皆须汇报，真的是“身非吾有”；更主要的是在概括他半生的经历，在表达内心沉痛的感受：长期在政治旋涡中旋转，过着游宦的生活，此时又遭贬谪，身不由己，事与愿为的感受日渐强烈。“何时忘却营营”是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免除明争暗斗、苦心劳神，什么时候才能远离宦海的浮沉，才能不让功名利禄缠身。于是，面对着“夜阑风静觳纹平”的江面，他不由的喊出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心声。这是对身心自由的渴望和呼唤！是词人在面对宦海浮沉、坎坷人生、前途难料的困境下选择的惟一一条可以解脱自己的出世之路。关于这首词，还有一则传诵久远的趣闻，见于南北宋之交的叶梦得的《避暑录话》卷上，说东坡作此词的第二天，“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于江边，拏舟长啸而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起床）也。”据说这件事后来还惊动了神宗皇帝。（二）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自云一生功业（主要指文学事业）尤在黄州、惠州和儋州三个时期。元丰二年（1079年），台谏弹劾苏轼以诗文讥刺新政，苏轼被立案勘治而下御史台狱。这就是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以及由此导致的贬谪黄州是苏轼一生政治生涯中的痛苦经历，也是他思想矛盾斗争最激烈、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但是贬谪黄州时期却是他文学创作全面丰收之时（特别是词）。其思想之苦闷，可举《寒食雨》诗为证：“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春雨濛濛，谪居荒村，破灶空疱，穷愁潦倒，进不能得见君王，退不能归守祖坟，身陷这穷途末路的绝境，不由不令人心死如吹不起的灰烬！此诗就表现了苏轼极度失意时的痛苦心境。然而，苏轼毕竟不是一位生活意志脆弱的人。作于这一时期的词作《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住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的“幽人”，正是作者的写照。词中作者借孤鸿而写幽人，通过鸿的孤独缥缈，惊起却回头，凄凄惶惶，无处栖身。这惊恐不安、孤独无助的孤鸿形象不正是作者初贬黄州时生存处境和生活心态的写照吗？词人以孤鸿自比，“拣尽寒枝不肯栖”，自甘寂寞、孤高自赏、不随俗俯仰，这是多么高洁的品性。这首词既是词人对自己过去因独立危行而不见容于世的反思，也是今后将一如既往，我行我素之人格的豪迈歌唱！黄庭坚赞曰“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②如果说《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流露出一丝作者内心的愁怨，那作于元丰五年的《定风波》则更多的表达了从容和旷达：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定风波》所写，原是生活中一件极普通的小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但其深层蕴含，却是词人的处世态度：处变不惊，坦然行世。词中突出表现了一种摆脱困苦、化解悲愁、对抗挫折、迎战命运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一蓑烟雨任平生”，如此的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此的举重若轻，大无大有，这也正是苏轼坦荡达观的人生态度。还有一首比《定风波》更能显示其倔强的生命意志和积极乐观的思想性格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黄鸡指白居易《醉歌示妓人商玲珑》：“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其意在嗟叹时光的流失和衰老的不可逆转。然而，苏轼却因清泉寺下的溪水西流，反用其意，唱出了“谁道人生无再少”的调子，表现了他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苏轼本是一位有着深重的忧患心理的人，因而其一生经常与大苦闷和大烦恼纠缠着，不然的话，也就不会出现前文所说的种种“人生如梦”的深沉感叹了。但是，苏轼的可贵之处，却又在于他透彻通晓事理的睿智和善于变换角度看问题的聪明，这赋予了他解脱忧患和经常保持乐观的非常人所能及的能力。这在他的词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此词作于密州任上，其时，苏轼已远离朝廷5年，与其胞弟苏辙已分离7年。这首词通篇咏月，抒发月圆之夜人不团圆的思念胞弟的情怀。当时的心境应属苦闷状态，所以词中出现了“照无眠”，吐出了“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的怨艾。但是，就在这深陷于烦恼、几乎不能自拔的当口，苏轼那豁达开朗的人生态度开始发挥作用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月在今夜虽是晶莹圆满，但它也有阴天不出和亏损残缺之时，就连这永恒的月亮都是如此，那么世间之人有悲欢离合，岂更非“合情合理”之事？缘此一念，则又何必因求“全”不成而生遗憾怨嗟之情？这样，在透彻地通晓了宇宙万物盈亏有常的道理后，其内心的苦闷也就自然消释了，只剩下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尽管与弟苏辙相隔千里之遥，但能异地共处于同一轮圆月之下，这也足以引以自我安慰了。结尾两句将离别怀人之情归结到美好祝愿，所慰藉的不仅是作者自己，而是世上一切因离别而哀伤的人们。苏轼是一位十分睿智的人，他在深刻地认识到“难全”乃是世间万物的规律的基础上，便转而变换角度地看待和处理人生诸种问题，亦即在那永远存在着种种缺憾的烦恼人世中，勉力寻求可能获取的快乐和乐趣，自我拓展了享受人生乐趣的心灵空间和营建了自得其乐的精神家园。至于他的善于变换角度看待问题，我们责可以读读他的另一首《定风波》：长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欲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词是为王巩（定国）的侍妾柔奴而作。王巩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岭南（广西宾县），五年后才得放归。柔奴一直与之同行。苏轼见到柔奴之后，发现她非但不见憔悴，反而“万里归来颜愈少”，更显年轻秀丽。于是惊异地问她：“岭南地方如何？到了那里想不想家啊？”想不到这位柔奴姑娘却一点也不显柔弱，回答道：“有什么必要想家呢？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苏轼就以此为题材，写下了上面这首轻快风趣的《定风波》。于此我们不难见到苏轼本人善于变换角度看待人生的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处世态度。当人们固执己见、死板地看问题时，被贬他乡、流落异地自然是件痛苦的事情，这也难怪古今往来无数的迁客骚人要为之而痛哭流涕。但若变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则人生本如旅途，世间原是逆旅（其《临江仙》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又何必执著于故乡不故乡？现今，只要我能抱定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努力使我心保持宁静和自足，那又何必去问它是否身在故乡呢？因此，虽然“此心安处是吾乡”，看似出自柔奴之口，但它实际却是苏轼心中酝酿已久的理想。而正是依仗着这种睿智的人生态度，他才能安然度过被贬黄州的五年艰苦生活，后来则又帮助他挨过了更为困顿的远放岭南的生活。苏轼仕途坎坷，宦海浮沉，却始终怀有一腔报国之志，对生活始终持一种乐观、旷达的态度。人生在世，难免有苦恼、失败和困顿。身处逆境或遭遇不幸，人如果不善于自我解脱，没有一点旷达的胸怀，难免会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而苏轼在他的词作中表现出来的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如何对待和处理人生问题，尤其是逆境和困境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永久的丰碑。——————————〔注释〕①林语堂：《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②赵桂君：《一蓑烟雨任平生—从黄州词看苏轼的旷达人生》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3月〔参考文献〕①刘石注评：《苏轼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②于培杰、孙言诚注释：《苏东坡词选》，花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③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④史良昭：《古典诗词漫话—浪迹东坡路》，中华书局，2004年版。⑤张晶：《心灵的歌吟—宋代词人的情感世界》，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⑥赵爱梅：《旷达与乐观—透过苏轼词作看其人生态度》，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⑦许菊英：《一洗万古凡马空—苏轼词中“士大夫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职大学报，2006年第3期⑧孔现红：《苦痛中的抉择—仕隐情结在苏轼词作中的情感转化》，河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⑨王启鹏：《“忘”与“游”：苏轼心隐的精神家园—苏轼遭贬后的心灵透视》，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1月